谁能想到，台湾特务机关的旧档案上，明晃晃写着“聂曦无亲属”，可大陆这边，他的妻子高秀娟抱着旧照片、摸着那本夹着地址的《孙子兵法》，带着儿子一等就是五十多年，直到2006年丈夫的骨灰终于回家，她才敢对着墓碑说句“我没等错你”。
聂曦是福建福州人，早年考进军校，后来跟着吴石做事。1949年吴石赴台当参谋次长，聂曦是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上校科长的身份随行的——表面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实则是吴石和华东局特派员朱枫之间的“情报中转站”。走之前他没跟高秀娟说太多，只说“去那边处理点军务，很快就回来”，可夜里偷偷把家里的地址抄在小本子上，藏进《孙子兵法》的夹层里。高秀娟记得清楚，他走那天是阴天，穿件蓝布衫，摸了摸还没满周岁的儿子聂复兴的脸，说“等我回来，带你去看院子里的茉莉”。
那时候高秀娟也没闲着。1949年12月，她以“回基隆探亲”为掩护，把标注着金门潮汐时差的防御图藏在银簪里，一路坐船送到香港。她知道这东西重要，攥着银簪的手全程都在出汗，直到把东西交给接头人，才敢松口气——她跟聂曦一样，都在为心里的信念做事。
展开剩余79%到了台湾，聂曦传递情报更谨慎。有时候把防御图夹在《申报》里，有时候把舟山的兵力部署记在脑子里，出门前总要绕三圈确认没人跟。可麻烦还是来了：1949年10月，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又逃脱，1950年1月再次被捕后叛变，不仅供出了吴石，还提到“聂曦帮我伪造过出境证”——就是这张证，让特务顺藤摸瓜找到了聂曦。没过多久，聂曦在办公室被抓，他没反抗，只跟特务说“别去骚扰我大陆的家人”。
特务哪会听？搜聂曦住处时没找到家属联系方式——其实他早把藏地址的《孙子兵法留在了大陆，台湾这边只敢带些无关的旧物。审判时聂曦没多辩解，只承认自己做的事都是对的。1950年6月10号，他跟吴石、朱枫、陈宝仓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行刑，临刑前他朝着大陆的方向喊了声“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很响，在场的人后来都记得。
行刑后台湾当局喊“认领亲属”，没人来。远亲在台湾的，怕沾“匪谍”边被连累，不敢认；高秀娟在大陆，连丈夫牺牲的消息都不知道。特务机关见没人来，就在档案上写了“聂曦无亲属，骨灰无人认领”——其实不是真没亲属，是当局故意抹除了他的家属信息，地下党组织也怕暴露高秀娟母子，没敢公开关系。那时候没人知道，聂曦的幼子还寄养在台北的远房亲戚家，后来因为“匪谍后代”的身份处处受欺负，二十多岁就自杀了，亲戚连葬礼都没敢大办。
大陆这边，高秀娟从1950年下半年就没收到过聂曦的信。通讯断了，她托人打听，有人说“聂先生可能去了国外”，也有人说“怕是出事了”。可她不敢信坏消息，守着福州的老房子，把聂曦的蓝布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最底下。儿子聂复兴问“爸爸去哪了”，她就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等茉莉花开的时候他就回来”。
日子难的时候，有人说聂曦“投靠了那边”，高秀娟被拉去开会，让她“交代问题”，她只说“我男人是好人，他不会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更糟的是，特务还把聂曦受刑的录音带送到居委会，让她“听听叛徒的下场”，她每次都咬着牙没听，夜里却总梦见聂曦浑身是伤的样子，枕头底下常年藏着刀片，就怕有人来抓她，连累其他孩子——那时候除了聂复兴，她还有两个孩子被地下党家庭秘密抚养，不敢跟人说。
1953年，为了保护剩下的孩子，高秀娟在组织安排下，跟一个同情共产党的台湾商人假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4个月就秘密解除了，她跟商人约好“对外就说过不下去离了”，其实是怕时间长了暴露身份。后来她去工厂当临时工，扛着布料走好几里路，晚上给孩子补衣服，手里缝着，眼里却总盯着门口，盼着有人能带来聂曦的消息。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高秀娟托去台湾的老乡打听。老乡找了好几个月，终于在旧档案里查到“聂曦，1950年6月处决，无亲属”。高秀娟拿到消息那天，坐在椅子上哭了一下午，手里攥着那本《孙子兵法》，指节都捏白了。她跟聂复兴说“你爸没做错事，他是英雄”，接着又问“那他的骨灰呢？咱得把他接回来啊”。
聂复兴后来去了台湾两趟，找过马场町旧址，也问过当地老人。2006年，在两岸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查到聂曦的骨灰当年被一位好心的狱警偷偷埋在台北郊区的山坡上，后来狱警临终前把位置告诉了儿子。这年秋天，聂复兴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到福州，刚进家门就跪在高秀娟面前，说“妈，爸回来了”。高秀娟摸着骨灰盒，眼泪掉在上面，说“你看，我就知道你会回来，院子里的茉莉又开了”。
2015年高秀娟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支藏过情报的银簪，跟聂复兴说“把我跟你爸埋在一起，别忘了每年带束茉莉”。现在聂复兴也老了，每次去上坟，都会把《孙子兵法》放在墓碑前——那本夹过地址的书，书页早就翻烂了，可他还像当年父母那样，用线一针一针缝补着。
谁能想到啊，一个为了信念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人，档案上却写着“无亲属”；他的妻子不仅等了他半生，还曾帮他传递情报，扛过那么多迫害；连他的孩子，都为这个身份受了一辈子苦。现在马场町早盖起了高楼，可聂曦和高秀娟的故事，不该就这么被忘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那样，把信念藏在银簪里、夹在书页中，用一辈子等一个回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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